齐环怙恃其险，负其众庶，弃好背盟，陵虐神主。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，其官臣偃实先后之。苟捷有功，无作神羞。官臣偃无敢复济，唯尔有神裁之（《左传》襄十八年）。

昔伯舅太公，右我先王，股肱周室，师保万民，世胙太师，以表东海。王室之不坏，翳伯舅是赖。今予命汝环，兹率舅氏之典，纂乃祖考，无替乃旧。敬之哉。无废朕命（《左传》襄十四年）。

晏平仲名婴，东莱夷维人事，事齐灵公、庄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篇注。案，《史记·管晏列传·集解》引：莱者，今东莱地也。）。
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，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，太史书五篇，臣向书一篇，参书十三篇，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，除复重二十二篇，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外书无有三十六章，中书无有七十一章，中外皆有以相定。中书以「夭」为「芳」，「又」为「备」，「先」为「牛」，「章」为「长」，如此类者多，谨颇略笺，皆已定，以杀青，书可缮写。

晏子名婴，谥平仲，莱人。莱者今东莱地也。晏子博闻强记，通于古今，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，尽忠极谏道齐国，君得以正行，百姓得以附亲，不用则退耕于野，用则必不诎义，不可胁以邪，白刃虽交胸，终不受崔杼之劫，谏齐君，悬而至，顺而刻。及使诸侯，莫能诎其辞，其博通如此。盖次管仲，内能亲亲，外能厚贤，居相国之位，受万钟之禄，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馀家，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。晏子衣苴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驾敝车疲马，尽以禄给亲戚朋友，齐人以此重之。晏子盖短，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。又有复重文辞颇异，不敢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，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。凡八篇，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，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（《晏子》宋刻本）。

灵氏，齐灵公之后。或云宋公子灵围龟之后。晋有饿者灵辄（《广韵》十五《青》）。

五伯，桓、文为盛。然观其用兵，皆出于不得已。桓公帅诸侯以伐楚，次于陉而不进，以待楚人之变。楚使屈完如师，桓公陈诸侯之师，与之乘而观之。屈完见齐之盛，惧而求盟。诸侯之师成列而未试也，桓公退舍召陵，与之盟而去之。夫岂不能一战哉？知战之不必胜，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。全师之功，大于克敌。故以不战服楚而不吝也。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，楚人请战。文公思楚人之惠，退而避之三舍。军吏皆谏，咎犯曰：「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若其不还，君退臣犯，曲在彼矣」。师退而楚不止，遂以破楚，而杀子玉。使文公退而子玉止，则文公之服楚亦与齐桓等，无战胜之功矣。故桓、文之兵，非不得已不战。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。至宋襄公，国小德薄，而求诸侯，凌虐邾、郐之君，争郑以怒楚，兵败身死之不暇，虽窃伯者之名，而实非也。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，西伐诸戎；楚庄王克陈入郑，得而不取。皆有伯者之风矣。然穆公听杞子之计，违蹇叔而用孟明，千里袭郑，覆师于殽，虽悔过自誓，列于《周书》，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。庄王使申舟聘齐，命无假道于宋。舟知必死，而王不听，宋人杀之。王闻其死，投袂而起，以兵伐宋。围之九月，与之盟而去之。虽号能服宋，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。齐灵公、楚灵王之所为，王亦为之，而尚何以为伯乎？于乎！此二君者皆贤君也，兵一不义而几至于狼狈，不能与桓、文齿，而况其下者哉！

周之诗自文王始，成王之际，颂声兴焉，周之盛德之极。文王之诗三十七篇，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、召公，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八篇为《小雅》，六篇为《大雅》。武王之诗六篇，四篇为《小雅》，二篇在《召南》之《风》。成王之诗五十三篇，其十篇为《小雅》，十二篇为《大雅》，三十一篇为《颂》。是为《诗》之正经。其后二世，昭王立，而周道微阙；又六世厉王，政益衰，变《雅》始作。厉王死于彘，天下无君，周公、召公行政，谓之共和，凡十四年。而厉王之下，太子宜臼迁于洛邑，号东周，周之室益微，而平王之诗贬为《风》，下同列国。至于桓、庄，而诗止矣。初，成王立，周公摄政，管、蔡作乱，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。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国公刘、太王之事，故系之《豳》，谓国变《风》。而诸侯之诗无正《风》，其变《风》自懿王始作。懿王时，《齐风》始变；夷王时，《卫风》始变；次厉王时，《陈风》始变。厉王崩，周召共和，《唐风》始变；次宣王时，《秦风》始变；至平王时，《郑风》始变；惠王时，《曹风》始变。陈最后，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，于是止矣。盖自文至顷凡二十世，王泽竭而诗不作。今郑之诗次比，考于旧史，先后不同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王》、《豳》皆出于周，《邶》、《鄘》合于卫，桧、魏世家绝，其可考者七国而已。《陈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晋》、《曹》、《郑》、《魏》，此变风之先后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》《、唐》、《陈》、《桧》、《曹》，此孔子未删《诗》之前，季札所听周乐次第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《、陈》、《桧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此今《诗》之次第也。考其得封之先后，为国之大小，与其诗作之时，皆失其次，说者莫能究焉。其外，鲁之《颂》四篇，《商颂》五篇，郑康成以为鲁得用天子之礼乐，故有《颂》，而《商颂》至孔子之时，存者五篇，而《夏颂》已亡，故录鲁诗以备三《颂》，著为后王之法。监三代之成功，法莫大于夏矣。康成所作《诗谱图》，自共和而后始得春秋次序，今其图亡。今略准郑遗说，而依其次序推之，以见前儒之得失。今既依郑为图，故风雅、变王与其序所不言，而说者推定世次，皆且从郑之意，其所失者可指而见焉。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，孔子删之，存者三百。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之谬，言古诗虽多，不容十分去九。以予考之，迁说然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书传所载逸诗，何可数焉？以图推之，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，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君。由是言之，何啻乎三千？诗三百一十一篇，亡者六篇，存者三百五篇云（《皇朝文鉴》卷八六。又见《郑氏诗谱补亡》卷末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经籍典卷一五七。）。

王：疑当作「正」。所谓子夏《诗序》及郑玄《诗谱序》，皆谓《诗》有正风、正雅，变风、变雅，故此《风》《雅》变正」。欧阳衡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六一有《序问》一篇（见本书卷七三三）言「风雅有变正」，尤为明證。